统筹金融开放与安全 全球变局呼唤全球金融治理合作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严峻，金融安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尤其在当前，全球正面临着流动性紧缩、融资成本上升和资本流动冲击加大等风险，在多重危机和不确定性增大的时期，溢出效应的负面结果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如何确保金融安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如何处理好金融安全与金融开放的关系？在近期举行的2023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 助力全球经济复苏”分论坛上，多位与会嘉宾围绕加强国际合作、维护金融安全等话题展开讨论。

理想状态是实现“受控的核聚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我国在新时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在金融开放与发展的同时确保金融安全。”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金中夏表示。在他看来，金融业本质上是开放的竞争性行业，需要服务于我国经济不断走向世界的需要，必须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增强活力和竞争力，并确保整体稳健和安全。

金中夏表示，金融安全涉及货币物价稳定。“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要在开放的环境下确保货币与物价的稳定，兼顾汇率的灵活性与币值的稳定性。”他表示，只有灵活的汇率才能有效吸收和缓解在开放环境下遇到的各种外部冲击，确保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时调整国际收支失衡，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市场环境。

“中国在货币与物价稳定这一个比较高的层面确保了金融安全，处理好了安全与开放的关系。” 金中夏表示，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既实现了双向波动，弹性增强，又实现了在动态调节中保持中枢稳定。过去3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三度破“7”，但都在较短的时间内回到了“7”以下，同时，中国的CPI涨幅在过去10年保持在2%左右，人民币购买力也非常稳定。在他看来，关键还是我国实行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货币总量与货币需求相适应，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处于合理安全的区间。

另一方面，金中夏认为，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安全高效运行的保障。“我们应当在多边国际金融框架下争取更多国家支持金融基础设施非武器化的主张，并且鼓励支持国际社会共同开发备份系统，尊重各国的选择权，避免过于依赖某种单一的金融基础设施。”他表示，要应对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也要对开放条件下的国际合作问题以及本币国际化等问题进行统筹、通盘的考虑，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有序开放。

此外，金中夏谈到，金融安全涉及数据安全。我国需要加紧推进金融业数据跨境管理体系的建设工作，根据数据的特点分类施策，在保证数据安全和公民隐私保护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国内和国外的数据资源，建设数据强国。

如何统筹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安全与金融开放发展的关系？金中夏认为，理想状态是实现“受控的核聚变”，处理好维护金融安全与激发金融活力的关系。他进一步解释，“受控”指的是金融活动都应纳入监管，资金流动都应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视野之内，保证金融业安全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而“核聚变”的含义是，金融业要充分重视激励机制的建设，并不断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推动金融业不断迸发活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力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认为，当前多重危机交织，有短期风险，也面临着一些长期挑战。“不能否认，去年以来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实际上为很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管理带来了风险。” 高海红表示，现在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流动性危机实际上与清偿性危机交织，给决策部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为提升各国抵抗危机的能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加强国际金融安全网非常重要。”高海红表示。据介绍，国际金融安全网的概念是2010年G20首尔《首脑宣言》中提出的，宣言呼吁全球“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有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加强国际金融安全网”。目前，这个网络已演变成为一个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为目标，由多层次救助机制和机构来组成的全球范围内的松散网络。高海红介绍，其组成包括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一国的国际储备，又叫“自我保险”，第二道防线是货币当局或央行之间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第三是区域金融安排，第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多边层次上和全球范围内提供救助。

“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防护网。”高海红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区域金融安排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应对流动性危机需要央行之间的合作，从全球治理合作角度，还需要充分发挥G20的作用。“G20是主要国家凝聚共识和采取合作行动的主要平台。” 高海红表示，G20以多边主义为合作的基本原则，是当今不断分化的世界所迫切需要的。

加强多领域国际合作以应对变局

与会专家呼吁更多的合作动议和安排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艾伦·巴奈特围绕三个方面讨论了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年中，全球经济受到疫情、生活成本上升、美元走强和利率上升的冲击，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受到影响。”巴奈特表示，在支持脆弱经济体方面，需加强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贸易是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前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变得更加安全和多样化，需要遵循经济逻辑，为所有参与者创造受益机会，继续促进贸易全球化而不是碎片化。此外，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集体行动非常重要，加速绿色转型还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

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认为，影响当今全球经济复苏的两方面因素不容忽视：一是经济金融化发展最终转化为高通货膨胀；二是地缘政治制约国际分工体系深化合作，减弱全球经济增长动能。

“全球风险呼唤全球金融治理合作。”陈卫东表示，在市场极为脆弱的环境下，各国需要加强合作才能提振信心。一是通过国际合作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二是通过合作降低短期资本、套利资金对各国市场的冲击；三是加强国际合作以提振市场信心。在他看来，要推动经济的持久合作，需要在金融领域有合适的制度安排，促进域内资金更便捷地流向生产、贸易领域，融资体系要有利于合作伙伴之间的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推动域内形成更高效的资金结算清算体系，建立有益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的货币制度、外汇交易制度，建立有效的隔离外部风险的屏障等。

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也呼吁国际同行凝聚共识，共同参与推动全球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到了碳边境税的问题，近两年，欧洲和美国先后在酝酿、推出甚至通过相关法案，在特定领域对“高含碳”或“含碳成本”相对较高的进口商品征收跨境碳税。“但这个制度安排是有问题的，是不合理的，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周诚君表示。

他解释称，首先，作为碳市场交易对象的碳排放配额不是一个可贸易品。其次，碳市场在不同国家之间发展有差异，碳市场的价格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碳市场的发展程度。再次，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当前全球化进程受到了严重挑战。若以不同碳市场目前这么大的价差为基础来征收碳边境调节税，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非常严重的贸易壁垒，不利于应对当前的全球化危机。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情怀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全球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周诚君表示，中国是非常愿意承担国际责任的，我们也已经明确宣布和承诺2030年、2060年争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要有耐心、有包容，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在多重危机和不确定性大增的时期，溢出效应的负面结果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外部冲击，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各国如果能凝聚共识进行合作，无论是以双边、区域还是多边形式，都将提升应对冲击的能力。” 高海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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